據《中國藝術報》報道，近期，娛樂圈出現了一系列“出圈”而成為社會新聞的事件：藝人涉嫌強奸、偷稅漏稅、參觀日本靖國神社，“飯圈”亂象叢生……通過這些社會影響頗大的系列事件的曝光，我們可以從美學的角度來重新加以審視，發生這些的深層原因到底是什么?這個時代的“娛樂審美”究竟出了什么問題?該如何利用返本開新的“生活美學”智慧來加以引導?

從“盡善盡美”到“德藝雙馨”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興起的中國大眾文化與消費文化，在當今就有劍行偏鋒之勢。大眾愛什么，娛樂文化就生產什么，消費決定了生產，乃至綁架了文化的健康生長。于是，某些娛樂明星被“慣”壞了，這不僅有商業化資本的助力，而且也有社會化資本的加持。這種“社會資本”就形成了所謂“飯圈文化”的社會性基礎。那些粉絲群體，不僅是偶像們的埋單者，而且成為偶像得以“傲視群雄”的社會資本，使得他們屢屢突破道德邊界、觸及法律準繩，卻覺得只要有數以千萬的粉絲支持自己，那么自己所做的就都沒有問題。

但是，危機就這樣來了，違法失德失范的明星無法逃脫法律的制裁和道德的拷問，無論他們持有多么多的商業資本與擁有多么多的社會資本。無論是吳亦凡的“大碗寬面”，還是霍尊的“卷珠簾”，在粉絲當中無疑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但問題正在于：僅僅“飯圈”美了，那就夠了嗎?當受眾在津津樂道地欣賞偶像表演的時候，其實是在消費一種“符號價值”。偶像被塑造出來的那種精致美感，其實早已剝離了他本人的身心結構，而形成了一種被賦予在其身上的符號系統。這種風靡一時的“審美符號化”，才是粉絲追捧的內核。

中國文化本身倒是有一種優質的“生活美學”傳統，既關乎美學又涉及倫理，那就是“美善合一”，也就是把道德和審美綜合起來加以考量。今天我們常用的形容完美主義之“盡善盡美”這個詞，其實就是這么來的，其來源于孔子的一段觀樂舞的故事：“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在孔子看來，《韶》由于表現了堯、舜以德受禪，是“盡美”又“盡善”的，善與美達到了合一的程度;而《武》表現武王以征伐而取天下，樂、舞雖然形式上達到了美，但在道德內涵上卻是“未盡善”的，因而它的善與美是內外割裂的。儒家所講求的“發乎情，止乎禮義”，正是符合美善一體的禮樂傳統的延承，然而，這種美善融合的價值原則卻在當代失范了。

所謂“盡善盡美”，恰恰可以作為當代文化的一種范導性原則，做任何事情既善且美，豈不更完美?當然，這個“盡”乃是非常高端的訴求，它要求既在美學原則上達到盡量高的標準，又在倫理原則上達到盡量高的規范，所以才能謂之“盡美”加“盡善”，而且二者亦是合一的。將這個范導原則移植到藝術家身上，那就是要求藝術家們去做“德藝雙馨”的文藝工作者，相比之下，如今的那些偶像明星有幾位能做到德藝雙馨呢?德就是符合道德，藝則是訴諸審美的，德與藝之雙馨，不恰恰就是既盡善又盡美嗎?然而，要達到對善與美之“盡”，就需要藝人們一生的執著求索。

從“臺演價值”到“美學批判”

當代中國文化，除了價值追求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維度亟待考察，那就是“美學經濟”的問題。如今的商業生產，很大程度上也成為“僅僅為了美”的生產，這就形成了所謂的“審美勞作”，它已占據當今勞動的極大比重。面對諸多消費品，消費者所消費的并不只是其“使用價值”，而更是要消費其中審美化的“符號價值”。由此而生成的“審美價值”就既不同于傳統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而是兼具了二者的性質，但是事實卻是，如今已出現了大量只具備所謂的“審美價值”而喪失了“使用價值”的消費對象。

從積極的方面看，這種商業的普及帶來了審美的民主化，但商業資本的集聚，也出現了諸多偏狹面向，這就需要重建“美學經濟”批判，將“生活美學”本身所包孕的批判功能釋放出來。特別是在當代中國社會，從“使用價值經濟”逐漸過渡到“符號價值經濟”的進程當中，同時也在實現著一種匱乏和禁欲的消費逐步過渡到一種富裕與奢侈的消費之轉變，而且，還出現了一種畸形發展的態勢，在近期的連續事件里彰顯的消極方面就得以充分暴露出來。

偶像明星所炫耀的生活方式形成一種讓他們曝光于聚光燈下的“臺演價值”，讓那些不能獲得此種生活的粉絲們趨之若鶩，從而形成了前者生產“形象文化”而后者進行“審美消費”的結構，這種“臺演價值”已經成為偶像文化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就是其最主體的構成。電影《老炮兒》當中吳亦凡所扮演的紈绔子弟形象即是如此，電影主人公持有的傳統價值觀與審美觀，在資本力量面前被輕易擊潰了。這種奢侈化的過度消費，居然被賦予了一種審美化的價值，而且披上了審美的外衣，不少偶像就以“美的形象”去攫取粉絲的消費力，于是一種“飯圈文化”的等級結構就此形成了：偶像本人及其團隊乃是金字塔的頂端，逐下根據消費程度形成了擁躉的分層化，而最上層才是最終的獲利階層。一旦這種“飯圈”金字塔形成，資本就會迅速向上層集聚，從而使得這個結構愈加穩固。

然而，這種金字塔竟如沙上建塔，吳亦凡涉嫌強奸與霍尊分手退圈事件的結局，就讓人眼見著他們精心構建的粉絲圈“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實際上，以偶像明星為核心打造出來的“臺演價值”，并不服務于基礎性的需求，而是致力于對生活的強化與提升，關鍵是他們提供了何種“美好生活”范式?與此同時，通過這種商業化打造的審美價值，粉絲到底消費的是什么呢?難道僅僅是偶像明星們的“美的外表”?事實上，這并非只是對外物形象的消費與滿足，也是對擁躉自身欲望的消費與滿足。但這種欲望恰恰是被商業社會開發與利用的，娛樂產業針對的恰恰就是這種對明星崇拜的欲望，從而通過對一種偶像生活的扮演的消費，使得粉絲自身的欲望得以釋放。

當這種欲望被按照等級進行分化，達到某一等級之后，欲望就會進一步強化。“飯圈”的金字塔結構，其實就是一種“欲望分級”的結構，當然其中的內在支撐仍是以商業消費為主軸的。于是乎，由此形成的粉絲經濟，就將其立足點置于作為一種“交換價值”的符號使用價值之上。偶像及其團隊與粉絲全體之間，所實現的乃是一種商業交換，后者出資、出力、出關注所“購”得的乃是前者的符號價值，而這種符號價值本身就成為一種“虛化”的使用價值。對這種使用價值的滿足，其實也是一種幻像性的滿足：此種滿足乃是以“審美幻像”作為對象的，這種幻像在滿足的同時，又制造出一種持續上癮的需求，從而使得粉絲的需求就被限于滿足幻像之中。

質言之，面對如今的諸種文化偏向，我們呼吁以中國化的“生活美學”作為根基：一方面植根本土，復興“盡善盡美”的范導性，另一方面則直面當下，重建“美學經濟”的批判力，從而引導文化在正軌“中道”之中得以前行。

關鍵詞： 藝人 德藝雙馨 飯圈 上層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