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國的遠洋航行，人們多半首推明代鄭和七下西洋。鮮為人知的是，早在元代，被稱為“東方的馬可·波羅”的江西南昌人、民間航海家汪大淵就附商舶浮海，足跡遍及亞非幾十個國家和地區。

汪大淵為何被稱為“東方的馬可·波羅”？他與鄭和下西洋有何區別？豫章師范學院副教授章麗一直在從事文化和旅游國際傳播研究，近日她在江西南昌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這位中國民間航海家的故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汪大淵被稱為“東方的馬可·波羅”，你認為二者有哪些共性？

章麗：1330年冬春之交，弱冠之年的汪大淵由泉州港附舶(搭乘商船)出海，沿著古代“海上絲綢之路”，開始了他的第一次航海旅行。這次航行的區域，遠至阿拉伯及非洲地帶。1334年回到泉州，前后歷時近5年。1337年，汪大淵第二次由泉州港出航，航涉的區域重點在南海諸島周邊國家。1339年夏秋間回到泉州，前后歷時近3年。

遠航回國后，他把兩次航海所見記錄整理，寫出了《島夷志》。至正九年(1349年)冬，汪大淵過泉州，適逢吳鑒(元代文學家、歷史學家)奉命主修《清源續志》(即泉州志)，因泉州為市舶司所在地，應記外事，遂將《島夷志》附于《清源續志》之后。1350年春，汪大淵回到故鄉南昌，復將該書以單行本刊印，并請張翥(元代詩人)作序，“以廣其傳”。后《島夷志》佚失，所幸該書節選《島夷志略》在清代被《四庫全書》收錄。

《島夷志略》上承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和趙汝適《諸蕃志》，下啟明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等書，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重視，被譯成英、法、日等多國文字供國外學者研究。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蘇州大學教授魏向東所著的《行走天下：中國行旅文化》一書中，將汪大淵稱為“東方的馬可·波羅”。

汪大淵和馬可·波羅，我認為二者有以下共性：

首先，汪大淵和馬可·波羅家庭背景相近，都是出生于衣食無憂的商人家庭。

其次，兩人的航海行動幾乎活躍在同一歷史時期。馬可·波羅離開中國數十年后，汪大淵從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泉州出發，隨商船遠航走出國門。

兩位航海家都采取了搭乘商船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航海歷程。他們都以紀實體裁寫下了沿途所見所聞，回國后將游歷情況寫作并編纂成書。他們各自的著作《島夷志》和《馬可·波羅游記》，為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與融合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第五，汪大淵和馬可·波羅對世界歷史、地理的貢獻均被世人認可，都促進了人類航海事業的發展。

圖為江西南昌市青云譜區象湖風景區汪大淵紀念廣場。劉佳健 攝

中新社記者：生長于內陸的汪大淵，為何會萌發探索海外的志向？

章麗：汪大淵，字煥章，江西南昌人，生于元至大四年(1311年)。少年求學時，汪大淵天資聰穎，博覽群書。他對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創作的《史記》愛不釋手，尤其是《貨殖列傳》中南北各異的地理、自然、物產等內容，更是反復誦讀，沉浸于“紙上神游”的同時，也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向往。他收集了許多記載各地奇聞逸事和風土人情的地理著作，對海外地理的游記格外癡迷。

汪大淵出生地(今南昌市青云譜區施堯村)水運業較為發達，是古代當地水上交通良港和貨運集散地。“江到南關古渡頭，旁分一曲入溪流。垂楊夾道三千戶，繞郭連檣數萬舟。”宋朝詩人宗必經的《南浦》詩中，就描述了施堯村一帶的航運盛景。汪大淵成長的這方水土，雖不是沿海一帶，卻是個連山通海的地方。對外航運頻繁的成長環境，為他提供了遠洋航海的信息基礎。

成年后的汪大淵束裝遠游，沿著贛江一路上溯，來到了福建泉州。泉州港古稱為“刺桐港”，此時的刺桐港正值海上貿易空前繁榮之際，是梯航萬國、舶商云集的“東方第一大港”。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取道泉州出海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后來寫道：“我們抵刺桐城，城甚大……刺桐港(泉州港)即在此城，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咸蒞此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不可思議……”正是泉州港的舶商云集景象，進一步激發了汪大淵探險求奇的興趣，促成了他日后兩度遠洋航行的壯舉。

航拍江西南昌市青云譜區象湖風景區汪大淵紀念廣場。劉佳健 攝

中新社記者：汪大淵遠航與鄭和下西洋有何區別？

章麗：與鄭和下西洋全由朝廷造船出資不同，汪大淵幾乎僅靠一己之力憑借商船完成了航海行動，他的故事比鄭和早了半個多世紀。

汪大淵先后兩次出海，都是附舶遠行。他沒有自己專門的船只，也沒有自己的生意，只是靠著搭乘商船不斷航行，一段一段前往下一站。可以說，汪大淵的航海，完全是憑借以商船活動為基礎的民間航行活動，這也是汪大淵遠航與鄭和下西洋的主要區別。

值得一提的是，汪大淵遠航給鄭和下西洋帶來借鑒。作為翻譯官多次追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在《瀛涯勝覽》一書中記述了下西洋期間的所見所聞。在該書序言中，馬歡感慨：自己隨鄭和歷涉諸邦，“其天時、氣候、地理、人物，目擊而身履之，然后知《島夷志》所著者不誣”。馬歡的實地考察，印證了汪大淵記載的真實性、準確性。

航拍江西南昌市青云譜區象湖風景區汪大淵紀念廣場。劉佳健 攝

中新社記者：《島夷志略》記載了海外歷史勝跡和奇聞逸事，對當前研究古代中外經貿文化交流具有怎樣的價值？

章麗：在航海旅行中，凡所到之處，汪大淵對各地的地理山川、民情土俗、風景勝跡、奇事異聞、貿易貨物等方面進行了詳細、嚴謹的記錄。

現存《島夷志略》約2萬字，書中記載的220余個國名、地名中，有些是初次見，有些甚至是僅見于該書。這些翔實記載，在歷史、地理、文化、國際貿易等領域均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科學價值，是當前專家學者們了解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珍貴史料。

《島夷志略》還記載了臺灣、澎湖是中國的領土，當時臺灣屬澎湖，澎湖隸屬泉州晉江縣，鹽課、稅收歸晉江縣。這恰好是鄭和下西洋的一個空白點，也是17世紀之前中國人對臺灣島的歷史記載之一。

中新社記者：研究汪大淵遠航，在當下有何現實意義？

章麗：以共情激發國家之間的情感流動，是當下做好國際傳播的可行路徑。在人類與海洋接觸的過程中，汪大淵無疑是沖鋒在前的勇士。基于人類對航海探險的共同情感體驗，將民間航海家汪大淵作為情感化標簽進行國際傳播，可為國際公眾認知世界海洋文明成果提供“共情機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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