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 記者李愿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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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了《金融監管藍皮書：中國金融監管報告（2023）》（下稱《報告》），來自政學研、金融機構的人士就“問題金融機構處置機制”內容進行了深入探討交流。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金融法律與金融監管研究基地主任鄭聯盛發布《報告》時表示，問題金融機構處置是維護金融穩定、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的關鍵步驟之一，是現代金融監管的核心內容之一。問題金融機構處置有三個基本目標：維持金融體系整體穩定、保證關鍵金融功能可持續性、保護利益相關者。

“我國對問題金融機構處置整體有效，確保金融體系穩定健康發展。從當前來看，高風險中小金融機構是處置重點，特別是中小銀行，并且這個問題與地方債務管理緊密相關。”鄭聯盛認為，并對我國問題金融機構處置機制提出五個可進一步明確、改革或優化之處：第一，問題金融機構處置的法律體系和相關制度規范；第二，問題金融機構的判定標準、觸發條件和處置流程；第三，問題金融機構處置工具及其使用；第四，公共資金使用機制；第五，地方政府在問題金融機構處置過程中的角色。

據央行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2）》，2022年第二季度央行金融機構評級結果顯示，現有366家高風險機構總資產占全部參評機構總資產的1.55%。

如何看待美國多家銀行倒閉？

硅谷銀行破產后，美國銀行業危機風暴席卷而來。簽名銀行、第一共和銀行因為資金斷鏈而被關閉、接管，三家銀行的資產規模總和超過5000億美元，這一切的發生僅僅有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認為，上述銀行按照宏觀審慎監管標準來看的“好”銀行陸續破產，給整個銀行業提出了新的挑戰，這些現象非常值得研究。突出的現象是：這些銀行的風險暴露乃至破產，問題并不主要出在這些金融機構自身，監管當局疏于不當、貨幣政策轉彎過急等，都在最近的銀行業風險暴露中難辭其咎。

央行研究局處長李宏瑾則認為，從貨幣政策角度看，硅谷銀行倒閉是一個非常悲劇的事件。硅谷銀行在出現流動性風險時，不想通過美聯儲貼現獲得流動性支持，而是采用市場操作以滿足客戶提現需求，因此暴露了風險。此外，從AIT貨幣政策新框架的角度看，美聯儲貨幣政策“大起大落”并不應作為銀行倒閉的主因，“而是金融機構利率風險管理不到位，這也是美聯儲的觀點。”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學術委員會秘書長程煉表示，由于金融中介固有的資金期限錯配與風險承擔機制，僅靠事前監管無法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定。瑞士信貸以及硅谷銀行破產事件的啟示在于，事后危機處置不僅要考慮道德風險及相應的軟預算約束問題，也要考慮安撫投資者及穩定預期的作用。

鄭聯盛表示，發達經濟體的金融風險處置框架和問題金融機構處置實踐可借鑒的國際經驗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完善的金融穩定法律制度，問題機構認定或判斷標準清晰、處置主體和流程有章可循，處置資金來源明確；二是以市場化手段為主導處置問題機構，注重自救或市場風險分擔；三是參與處置部門職責清晰、次序明確、流程順暢、合作有效；四是處置過程中要謹慎使用公共資金，且基本設有退出機制；五是有效保護存款人、投資者或其他利益相關者權益

國內問題金融機構處置機制如何完善？

“就國內情況而言，如何協調處置問題金融機構，如何處置它們與房地產市場、地方融資平臺以及地方財政的關系等，都出現了新的情況，這些深層次的問題更值得擔心”，李揚表示，總起來說，中國的問題金融機構處置要從財政、金融、社會穩定等多個角度考慮，要將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促進金融穩定、保證社會穩定等置于最重要的地位。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邢會強表示，從國外處置金融風險的經驗來看，他們針對的是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即納入宏觀審慎監管的機構，但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要處置問題中小金融機構。所以國外的經驗可能有用，但也不是那么有用，國內的經驗教訓之梳理更加重要。

“現在我們需要全盤地、真正地、深入地對我國問題金融機構處置的案例逐案進行研究，期望各界能夠形成合力搜集國內相關問題金融機構處置的案例資料，通過扎實調研，系統梳理，總結出一些有規律性、普適性的處置經驗，然后形成制度，能夠真正地治未病，實現問題金融機構處置領域的法治化。”邢會強認為。

信達資產首席不良資產研究員王洋表示，我國處置問題金融機構，需要專業的隊伍、專業的機構來作為實施機構。考慮到存款保險公司和行業保障基金成立時間較短，可能仍有必要加強其與AMC等市場機構的合作，共同推動風險機構處置。針對中小銀行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問題，王洋建議鼓勵市場機構參與投資，例如鼓勵運作良好的商業銀行去重組、并購問題機構，允許另類投資公司通過階段性持股實現問題機構的重組改造，發現價值、提升價值。

鄭聯盛指出，為加強和完善現代金融監管，確保金融系統穩定，需進一步完善問題金融機構處置機制：要完善頂層設計，健全法律體系，著重通過金融穩定法律體系明確問題機構處置規范；在黨的領導下有效依托市場機制來提升處置績效；完善問題金融機構的判定標準，明確觸發條件和時限要求；靈活設置風險分擔機制，明確相關主體的責、權、利；規范公共資金的使用，完善公共資金退出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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