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時代，海量數據為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奠定了基礎。然而，大量數據未被有效利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數字經濟的發展。充分挖掘并最大限度釋放數據價值，既是市場主體的迫切需求，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現實需要。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加快構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體制機制作出部署，要求加快建立數據產權歸屬認定、市場交易、權益分配、利益保護制度。數據的價值在于流通使用，而循環流動的基礎在于數據權利屬性的確認，即從法律層面明確相關主體對數據享有何種民事權益。數據權利屬性不明，將導致主體權責不明，極易引發糾紛、阻礙數據自由流通與共享。然而，現有的權利體系難以有效保護數據權利。

司法實踐中，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為數據權益提供了多樣化的保護路徑。我國民法典規定，知識產權客體類型包括作品、發明、商標、商業秘密等。在“影響因子數據庫案”中，法院認定在數據編排、整理上具有獨創性的數據庫，可以作為“作品”獲得保護；在“衢州萬聯網絡技術有限公司與周慧民等侵害商業秘密案”中，法院認定如果數據具有秘密性、保密性、實用性，可以作為“商業秘密”獲得保護。

需要指出的是，現有知識產權可保護的數據類型極為有限，很多數據因不滿足法律要求，無法獲得知識產權保護。比如，以“級別”“時間”等傳統編排順序對法院民事判決總和進行匯集的數據庫，因其編排方法上不能體現獨創性，無法獲得著作權保護；一些公開的商業數據，因不滿足商業秘密非公開性、 非排他性和利益性三方面的要求，難以作為商業秘密依法予以保護。而海量的、公開的數據集合，正是當下數字經濟急需“開采”的對象，以現有知識產權法保護數據的模式，難以契合當下發掘數據價值的市場訴求。

鑒于當前立法尚未明確將數據產權化，基于數字經濟時代對數據使用和流通的迫切需求，亟待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尋求數據權益保護契合點，從立法上拓寬知識產權保護客體。

從理論上講，數據具有成為一種新型知識產權客體的合理性。其一，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縱觀知識產權發展，正是新技術的不斷涌現才推動了知識產權客體范圍不斷擴大。其二，民法典以“法律規定的其他客體”作為兜底條款，對知識產權保護客體進行了不完全列舉，為新設客體類型提供了立法空間。其三，數據與知識產權具有無形性、可復制性、可交易性等相似特點，均可由不同主體同時支配，具有占有層面的不完全排他性。

從實踐來看，數據知識產權是目前正在試點流通交易的一種數據權。國家知識產權局確定了北京、上海、浙江等17個數據知識產權試點地方，以數據知識產權登記作為重要方式，探索數據確權新路徑。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2023年11月公布數據，已累計向經營主體頒發登記證書超2000份，質押融資總額超11億元，數據應用場景覆蓋范圍包括海洋、電商、醫療、地理信息、汽車制造、人工智能等多個領域。

哪些數據可以獲準確權登記？這既是市場主體實踐中的疑問，也是進一步構建數據知識產權保護規則的基石。筆者認為，應兼顧知識產權一般屬性和數據特殊價值，從智力成果屬性、實用性和合法性三個方面劃定數據知識產權保護客體范圍。

數據知識產權保護客體須具備智力成果屬性。具體而言，其保護客體應限于經算法或一定規則等“深加工”方式所形成的衍生數據，不宜包括“未加工”的原始數據、“粗加工”的簡單歸集公開數據等。例如，電商平臺采集用戶瀏覽、搜索、收藏、購買等活動留下的痕跡，這些海量原始數據是消費者行動的記載，不涉及智力投入，不能納入知識產權保護范疇。但是，電商平臺對原始數據脫敏處理后，再進行深度分析、處理、加工形成的衍生數據，比如購物偏好數據、信用記錄數據等，可以認定其知識產權權利屬性。

數據知識產權保護客體應具有特定應用場景內的實用性。數據價值的形成，通常基于其海量的規模效應以及應用于特定生產經營活動領域的不可替代性。例如，鵝類養殖企業自采本公司養殖和財務數據，經過加工形成的數據集合，既可為同行業其他企業帶來商業參考價值，也具有分析鵝養殖業發展情況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而單一數據不具有指導企業決策部署的實用價值，也不具有明顯的流通價值，無法反映宏觀產業發展狀況，不宜納入數據知識產權保護客體。

數據合法性是確保數據知識產權有序流動的前提。橫向考察涉知識產權現有各單行法規，均對保護客體予以限制性規定，排除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社會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權益等情形。例如，賭博設備不能被授予專利，有害于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的文字不得注冊為商標等。數據領域的合法性底線尤為重要，因其事關個人信息權益、企業核心資源、社會公共利益乃至國家安全風險。納入數據知識產權保護范圍的客體，其數據來源權利應清晰無爭議，不得違反法律法規和社會公共利益，不得侵犯其他在先權利。應明確排除不宜開放、共享、交易的敏感數據類型，比如涉及國家安全利益的公共數據、未經去識別化處理的個人數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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