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目標。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了平等和主權原則；1864年，《日內瓦公約》確立了國際人道主義精神；1945年，《聯合國憲章》明確了四大宗旨和七項原則；1955年，萬隆會議形成了“和平相處、求同存異”的萬隆精神，倡導“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些國際法公約、準則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奠定了原則基礎，提供了重要遵循。然而，理想很美好，現實終歸不是理想。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建構的世界秩序，早已背離了啟蒙時代以來人類孜孜追求的“全球共同體”發展道路，在資本邏輯的主導下，等級差序結構固化，人類構建正義秩序的世界圖景已逐漸暗淡。

建立新型國際秩序是世界歷史的大趨勢

【資料圖】

現行國際秩序是由西方大國主導的“中心-邊緣”結構和依附型世界體系，這是西方市民社會的等級性結構嵌入到“世界市場”的表現形式。這套世界體系的最終操控者是跨國大資本。這種共同體，信奉的是單邊主義、霸權志向的地位觀，叢林法則、零和博弈的利益觀，西方中心、文明優越的文明觀，一國主導、幾方共治的治理觀，抱團結盟、自我至上的安全觀。這種全球性的“資本共同體”，本質上還是“虛假的”的共同體，居于核心地位的國家往往把自身的特殊利益偽裝成人類普遍利益，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只有對于世界體系內的中心國家來說是存在的，對于依附型國家、邊緣國家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而且是新的桎梏。

鄧小平早在1988年12月會見印度總理甘地時就指出，“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變化，現行國際共同體秩序的瓦解與新型國際共同體秩序的建立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全部的問題在于人類應該建構什么樣的國際新秩序？進入21世紀，中國、俄羅斯、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快速崛起，美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體系、國際經濟體系、國際安全體系積重難返，越來越難以適應國際形勢變化，國際社會迫切要求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開辟人類更加美好的發展前景。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國際秩序的范式革命

把準問題，方能“開方”。重建國際秩序的出路何在？中國方案是——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構建“同呼吸、共命運”的新型國際共同體秩序。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基于地緣政治的考慮，而是立足于“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的哲學立場，意在通過調整全球上層建筑，將“西方性”的世界秩序和治理體系改造升級為“共同性”的世界秩序和治理體系，以適應全球生產力的普遍發展要求，增進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致力于建設共同發展、合作共贏的世界。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21世紀籌劃人類命運的唯一選擇，是國際秩序的范式革命，是中國倡導的新型國際秩序觀。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馬克思主義全球秩序觀的繼承，是對中國傳統天下觀的揚棄，是對中國共產黨韜光養晦世界觀、和諧世界觀的發展，是對現存國際秩序的批判性反思，是具有原創性價值的國際秩序觀。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其方向是消解而不是延續資本主義世界化所造成的“中心-邊緣”結構，是打破而不是固化西方主導的依附型世界體系，是終結而不是維護盎格魯-撒克遜世界主導的霸權秩序，是改革而不是繼承一方主導、幾方共治的全球治理體系，是要在去中心化的追求中建構起網格化、多中心的新世界。各個國家只有在命運共同體的世界新秩序中，才能獲得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條件。

“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同時也是受益者。

人類命運共同體蘊涵著一整套世界秩序重建的文化觀念

人類命運共同體，旨在建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一種世界社會實體或實體性的世界體系，也不是按照統一的國際章程結成的“現代國家聯合體”，更不是一種國際統一戰線、國際政治組織。但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身蘊涵著一整套世界秩序重建的文化觀念，為國際秩序的理性建構注入了中國元素。

一是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地位觀。地球是人類共同生存的舞臺，不是國家角力的競技場，不是高低貴賤的裁判所。我們反對“中心-邊緣”結構，反對依附世界體系，致力于建設一個身份正義的世界。

二是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觀。21世紀的最大問題是聯合起來共謀和平、共同發展的問題。21世紀，要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就必須改變與民族國家的發展不相適應的國際舊秩序，創造使民族國家合作共贏成為可能的共同體環境；就必須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單邊主義和叢林法則，將扭曲的國際關系重新扭轉過來，致力于建設一個安全正義的世界。

三是合作共贏、包容互惠的發展觀。各國同處一個世界，反對贏者通吃、叢林法則的資本邏輯，解決全球性剝奪和不平等問題，致力于建設一個發展正義的世界。

四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觀。不同文明凝聚著不同民族的智慧，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只有長短、特色之別。反對文明優越論，反對單一文明一統天下，致力于建設一個文化正義的世界。

五是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觀。地球是人類唯一賴以生存的家園。人類與自然自古是生命共同體，要徹底扭轉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以來人與自然的對抗之路，實現人與自然的真正和解，致力于建設一個生態正義的世界。

引領國際秩序重構的“文化隱喻”和方向標

人類命運共同體及其蘊涵的中國理念，重拾被西方擱置的全球正義問題，已經成為新時代引領國際秩序重構的“文化隱喻”和方向標。作為文化隱喻，這些核心概念既反襯了現行國際秩序存在的問題，同時建構了世人對國際秩序的認知新框架。通過這個框架，人們被暗示——正義的世界秩序應該是什么樣的、不應該是什么樣的，世界應該向著什么方向發展、應該避免走上什么樣的不歸路，國際交往中哪些行為是正義的、哪些行為是應當規避的，現存國際秩序為什么是不合理的，我們應該建構什么樣的正義世界，如此等等。這些文化隱喻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決定性出場奠定了思想基礎，未來國際秩序的變遷有理由被看作是這些隱喻的再描述過程，即隱喻的現實化過程。

當然，作為中國倡導的新型國際秩序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現行世界秩序結構的改革調整、改造升級，不意味顛覆現行世界體系，推倒重來另搞一套。現行世界體系通過改革完善依然可以煥發新的生命，比如聯合國、世貿組織依然有其合法性，它還處于青壯年時期；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可以通過權力重組、規則調整達到服務全球的目的。當然，某些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國際組織，比如北約、七國俱樂部，在后西方語境下注定要走下神壇，直至退出歷史舞臺，這是歷史的大趨勢。

西方國家如果能夠正視新興市場國家群體性崛起、國際格局發生深刻調整的事實，能夠正視“后西方時代”正在降臨的事實，西方國家在“后西方”語境中是不可能被邊緣化的，改變的僅僅是發揮作用的方式。中國“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中國不是“規則的破壞者”“秩序的顛覆者”，相反，“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同時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體系，不意味著另起爐灶，而是要推動它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國正成為全球治理改革中最活躍的動力和國際體系變革中最具建設性的因素。中國不承認少數國家主張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不認可“強權即公理”的霸道邏輯，不贊同個別大國“從實力的地位出發”的國際交往之道，反對少數大國壟斷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的制定權，反對從一己之私出發任意解構或定義國際秩序，反對公器私用肆意踐踏國際體系、玩弄國際規則。

【作者為陳曙光、卜西園，單位：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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