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偉（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簡帛研究中心主任）

(資料圖)

作為秦漢統一帝國運行的重要制度支撐，律令典章高度發達。劉邦軍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書·刑法志》敘武帝時律令繁富時說：“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不過，如《隋書·經籍志》所稱“《漢律》久亡”，后人只能通過史書中的引述窺其點滴。敦煌漢簡、居延漢簡散見殘律條，透露古律再現的曙光。20世紀70年代以來，法律簡牘層出不窮，更為秦至西漢早期律典的復原提供了可能。

從睡虎地秦律到胡家草場漢律

1975年底，云夢睡虎地11號秦墓出土竹簡1100多枚，其中法律文獻過半。《效律》為一完整的律篇，《秦律十八種》是包括《效律》在內十多種律篇的摘抄，《秦律雜抄》是一些律條的摘要，《法律答問》是對疑點的解說，《封診式》則是偵察、審訊的指南。11號墓下葬于秦始皇三十年，但這些文獻的形成時間或在秦昭王世，抄錄年代早于秦統一六國的始皇二十六年。

湖南大學岳麓書院2007年購藏一批秦簡，共計2100多個編號，其中法律文獻居多，約1600個號，包括令約1000余號，律約300個號，奏讞類文獻250多號。這批簡大約抄錄于秦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五年，屬于秦統一之后的律令遺存。

1983年底，江陵張家山247號墓出土竹簡1200多枚，其中《二年律令》約530枚，《奏讞書》228枚。《具律》有呂宣王孫輩豁免肉刑的條文，同墓還隨葬漢高祖五年至呂后二年歷譜，“二年”當指呂后二年。

2006年11月清理的云夢睡虎地77號漢墓，與早先發掘的11號秦墓鄰近，出土有2100多枚簡牘。其中律兩卷，第一卷15篇306枚簡，卷名殘失；第二卷24篇544枚簡，卷名“旁律”。同墓隨葬的質日（注：在歷譜上記事，類似于日記），始于漢文帝十年，止于文帝后元七年。后者大概是墓主卒年，也就是律篇抄寫的時間下限。律典無《收律》，但尚有斬、宮、劓、黥等肉刑，行用年代應該在文帝十三年廢除肉刑之前。

2018年11月，荊州胡家草場12號漢墓出土簡牘4600多枚，內有律令3000余枚，包括三卷律和兩卷令。律的第一卷14篇，與睡虎地漢律第一卷對應，未見卷名；第二卷17篇，第三卷13篇，卷名分別是“旁律甲”和“旁律乙”，可能修訂于文帝后元元年。

“漢承秦制”與律典體系

《晉書·刑法志》概述律的發展：“（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

與出土秦漢律相較，這一史載在得到部分印證的同時，也存有質疑、推敲的余地。其一，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未記律名，其中一些內容大致與《法經》盜、賊、雜、具、捕等篇有關。岳麓秦簡有盜、賊、雜、具等律名，還有可能相當于捕律的索律，與對《法律答問》的推測呼應。《法經》的存在及其對秦律的影響，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證。不過，網律之名在秦漢簡中并未看到。“網”從“亡”得聲。亡律針對逃亡而設，岳麓秦簡有《亡律》長篇，《法律答問》和上揭三種漢律中也都有亡律，是當時重要的律種。《晉志》所載《法經》“網律”可能是“亡律”之訛。其二，《法律答問》和岳麓秦律在“罪名之制”外，還有多種“事律”，《秦律十八種》則純屬“事律”。廄律見于《秦律十八種》，興律見于岳麓秦簡，《法律答問》中可能有戶律內容。因而，“事律”范疇以及興、廄、戶三篇并非蕭何始創，而是與盜、賊等“罪名之制”一樣，是承自秦代。其三，睡虎地漢律與胡家草場漢律均呈清晰的二分結構。2013年益陽兔子山7號井出土惠帝時期的木牘律目，有“獄律十七章”和“旁律廿七章”。這成為律典二分結構的更早證據，并提示睡虎地和胡家草場漢律的第一卷或許也叫“獄律”。三種“旁律”與《晉志》“傍章”似有關聯，而兔子山律目“獄律”與睡虎地漢律和胡家草場漢律第一卷均包含“罪名之制”六篇和興律、廄律等“事律”，則與蕭何所定律九篇近似。

對于秦漢律的整體認識，學界頗有歧異，或稱為“律典”，或以為只有一條一條制定的單行律，而不存在國家頒布的統一法典。較早出土的睡虎地秦律、岳麓秦律和《二年律令》，均已呈現出篇章層級分明的結構。睡虎地漢律、胡家草場漢律和兔子山律目進一步展示了集篇為卷、兩卷并存的格局。“律典”是以傳統的中文詞匯“律”和“典”復合。《廣韻》：“律，律法也。”《玉篇》：“典，經籍也。”秦至西漢早期的律雖然不斷增刪、修訂，但基本保持著比較穩定的結構和內涵，稱“律典”當之無愧。

律典文本與執法實踐

秦漢時法令下達的方式比較靈活。秦王政二十年南郡太守騰公告（睡虎地秦簡《語書》）說：“故騰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為間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知之。”這表明在南郡曾有系統的律令宣示。《秦律十八種·內史雜》指示，“縣各告都官在其縣者，寫其官之用律。”并不要求全面抄錄。《秦律十八種·尉雜》規定“歲讎辟律于御史”。里耶秦簡、睡虎地漢簡都有讎律令的記錄。當時律令不斷修訂，這可讓各地掌握的文本盡量與中央一致。

就簡牘所見，律在案件審理時經常被引據。如岳麓秦簡奏讞類文獻案卷一說：“以捕群盜律購尸等”，案卷二說：“以盜未有取、吏貲廢戍律令論癸、瑣等”；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卷三說：“律所以禁從諸侯來誘者，令它國毋得娶它國人也”，案卷四說：“律：娶亡人為妻，黥為城旦，弗知，非有減也”。可見當時律得到普遍執行。

奏讞書是奏讞制度的產物。奏是將審斷的案件上報，并附列所根據的律令，以便上司督察。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卷十六寫道：“律：賊殺人，棄市。以此當蒼。律：謀賊殺人，與賊同法。以此當信。律：縱囚，與同罪。以此當丙、贅。”讞是將律令適用不明確的疑獄上呈，請上級裁斷。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卷五記載，求盜視追捕大奴武，相互刺傷對方。江陵縣令、丞“疑武、視罪，敢讞之”。廷尉將案件呈報給皇帝，最后武“黥為城旦”，視免除刑責。如果案情比較清楚，上司會拒絕受理。新近刊布的《岳麓書院藏秦簡（柒）》一條令文規定，廷尉每年考課，讞獄比例最高的一郡“為殿”。這從反面敦促地方官員準確地領會、執行律典。

《光明日報》（ 2022年12月11日?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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