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阿聯酋迪拜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COP28)，完成了《巴黎協定》下的首次全球盤點，向國際社會發出團結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強烈信號。但全球綠色轉型仍然面臨挑戰。

2023年11月30日-12月1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8次締約方大會(COP28)在迪拜舉辦期間，在綠區的一個展區內，舉辦方通過游戲的方式，寓教于樂，表達氣候改善需要共同合作，人與自然需要平衡，提醒人們地球就在人類手中。中新社記者 韓海丹 攝

今年11月，COP29將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各國將就進一步推動全球綠色轉型尋求共識。在當前全球不確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能源轉型是否面臨安全顧慮上升的挑戰？中國在全球能源轉型中發揮怎樣的作用？近日，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就上述問題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當前全球形勢不確定性增加，綠色轉型面臨壓力和挑戰。能源轉型會否增加能源安全風險？

鄒驥：首先需要辨別對“安全”的關注是真命題還是假命題，特別是當它與綠色轉型和能源轉型對立時。我會用非常簡單的方式回答：這是假命題。

目前，油氣等化石能源并不能代表“安全”，特別是在地緣政治背景下，化石能源進口面臨種種不確定因素。對中國和大多數國家而言，可再生能源是可以使用的最安全的能源。雖然在建立初期，可再生能源體系面臨眾多挑戰，但一旦建立成型，路會越走越寬闊，因為太陽能、風能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所以，向可再生能源轉型，正是為了解決安全問題。

在談論安全觀時，我們認為出于安全考慮需要迅速推進可再生能源發展，以降低化石能源的不安全因素。目前已經可以看到這樣的前景，并且具有一定現實基礎。能源轉型和能源安全并不對立，可再生能源體系建成越快，就能越早實現能源安全。

中新社記者：中國在世界能源轉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近年來中國扮演的角色是否發生變化？

鄒驥：中國于1992年參與締結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當時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不到1000美元，尚屬中低收入國家。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大量建設重要基礎設施，需要發展，也就需要擁有排放權。

2019年，中國人均GDP已經突破10000美元，人均GDP增長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已經完全不同。發展需要的基礎設施日趨完善，經濟增長的動能和支柱產業發生變化。未來，中國將主要依賴戰略性新興產業，如新能源汽車、生物制藥、芯片、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支持經濟發展。中國居民的收入增加正逐漸與排放脫鉤，能源彈性和碳彈性都在下降。如今我們希望享受更好的環境，進而也更加關注全球環境和氣候問題。

9月1日，四川成都，比亞迪展館內的仰望U9純電車吸引參觀者。中新社記者 劉忠俊 攝

當前，世界范圍內以新能源為標志的新一輪技術和產業革命正在發生。過去十年間，中國光伏成本降低了約80%，為中國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和能源轉型提供了良好的技術支撐，中國在全球綠色轉型上的地位和作用已經逐步凸顯。今天中國在世界能源轉型中的引領作用已非空談，而是有企業、技術、成本，和已經實現幾萬億元人民幣級別固定資產投資支撐的現實。

中新社記者：在全球綠色轉型中，中國還能在哪些方面作出進一步切實貢獻？

鄒驥：截至今年7月，中國風光裝機合計達到12.06億千瓦，提前6年實現既定目標。中國正在全球能源轉型中發揮實質性推動作用，且應更積極地向前發展。

“小院高墻”和破壞遏制不是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反而是應當合作解決日益迫切的全球氣候問題。中國擁有不斷發展的綠色產業，是綠色轉型有力的踐行者和實施者，有責任和能力為全球范圍內的綠色轉型作出更大貢獻。

6月13日，航拍位于江西九江瑞昌市洪下鄉的蜈蚣山風電場。魏東升 攝

中新社記者：未來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還有哪些合作與討論空間？中國在其中可以發揮何種作用？

鄒驥：根據國際能源署(IEA)報告，2023年，中國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容量超過全球的一半。除中國外，世界其他國家需在2030年前的剩余時間內，將年均增速提高36%才能實現設定目標。報告指出，即使所有國家都全面落實當前目標，世界距離到2030年，將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增加至11000吉瓦以上的目標仍差30%。

氣候問題如此嚴峻，我們必須采取積極行動，加速相關領域發展。氣候雄心不能是空中樓閣，而應建立在可行的實施基礎之上。中國的光伏、風能、電動汽車等產業發展迅速，奠定了全球綠色轉型的產業基礎。

中國有信心，也具備條件來實現氣候目標，可以更加積極主動地為此作出貢獻，依據科學技術原理，遵循市場邏輯，倡導可持續發展倫理價值，將自身利益與全球利益相融合。同時，應對氣候變化也需要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各國需加強合作，共同推動《巴黎協定》進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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