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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蓉（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春（上海大學文學院博士后）

納蘭性德以翩翩公子的形象和凄清哀婉的詞作，在文學史上享有盛譽。其生平存詩三百五十余首，數量大抵與詞作相埒，亦頗有可觀之處。同時留有不少論詩文字，有助于我們理解他的詩學宗尚。分析他的詩學思想，可以幫助我們更全面、立體地認識其人其詩，從而超越過去對這位滿清貴胄情深不壽的刻板印象，同時亦對深入理解清初詩學發展演變軌跡有所裨益。但目前學界對此研究尚不充分，值得進一步闡發。

納蘭性德論詩文字主要見諸《淥水亭雜識》，此書寫作始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而這也正是吳之振攜《宋詩鈔》進入京師并引發轟動效應（康熙十年冬），宗宋風氣于都下乃至全國迅速蔓延之時，尤其是“康熙十二至十四年間，京師的宋詩風潮達到了頂峰”（蔣寅《清代詩學史》），唐宋詩之爭遂雜糅審美偏嗜、朝野離立等諸多問題而成為當時詩學討論的關鍵。納蘭論詩有著較為明顯的尊唐貶宋傾向，顯然是有的放矢。面對盛行的宋詩風氣，他保留了獨立的詩學思考和文學立場。

納蘭性德尊唐的詩學思想，與其論詩推尊性情有關。所謂“詩乃心聲，性情中事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謂之性”（《淥水亭雜識》），從審美傾向上，納蘭更認同隨性情而發的唐詩。他在批評實踐中，則多標示唐宋之別，以唐詩為高境的同時貶低宋詩。首先，從詩歌發展流變角度看，納蘭認為明季以來，“世道江河，動成積習。風雅之道，而有高髻廣額之憂”（《原詩》），如果要擯棄積習自成面目，關鍵在于廣泛取法前人。但在更具體的詩學序列中，他顯然尤重《國風》《楚辭》一脈的比興傳統，并將唐詩作為此傳統的延續，“唐人詩宗風騷，多比興。宋詩比興已少。明人詩皆賦也，便覺版腐少味”（《淥水亭雜識》），因此對比興和賦法的使用便有了高下之別，同時關乎詩運盛衰。一般認為，面對唐詩的輝煌成就，宋人欲有所開拓，只能增加敘事說理，通過貼合日常生活的書寫實現內容的擴充，追求平淡內斂的審美境界，并發展出以文為詩、以學為詩的特征。這些均離不開對賦法的廣泛運用，而比興抒情在此時期則更多地被應用于詞體創作。此種風會轉移被納蘭視為詩道中落的節點，“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獻凋落，詩道失傳，而小詞大盛。宋人專意于詞，實為精絕。詩其塵飯涂羹，故遠不及唐人”（《淥水亭雜識》），“詩亡詞乃盛，比興此焉托。往往歡娛工，不如憂患作”（《填詞》）云云，即是由此立論。

其次，唐宋詩之辨往往延伸到對情、才、學的討論，清初推尊宋詩者多強調才、學，啟蒙了后來的詩學風氣，即將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相統一。納蘭論詩，以性情為核心的同時，則認為：“亦須有才，乃能揮拓，有學，乃不虛薄杜撰，才學之用于詩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子瞻逞學，便與性情隔絕。”（《淥水亭雜識》）“如是而已”反映出其援引才學入詩頗有限度。此處不妨與雅重宋詩的錢謙益相比較，后者倡言“夫詩文之道，萌折于靈心，蟄啟于世運，而茁長于學問”（《題杜蒼略自評詩文》），將靈心、世運、學問三者并重，特別標明“茁長于學問”，與納蘭所言“才學之用于詩者，如是而已”迥然有別。況且納蘭將韓愈、蘇軾歸入“性情隔絕”一類，且不止一次提到“蘇詩傷學”，顯然是對由蘇黃上溯杜韓的宗宋詩派不滿。尤其是宋人通過才學入詩擴充體量的做法，在他看來甚不可取，“將為東坡如搓黃麻繩千百尺乎”，貶低意味甚明。此外，他又將清初宋詩重振與舉業時文盛行相聯系，則在唐、宋詩之審美高下的判斷中暗寓價值判斷，崇尚宋詩一定程度上也成為追名逐利的象征，所謂“人情好新，今日忽尚宋詩。舉業欲干祿，人操其柄，不得不隨人轉步。詩取自適，何以隨人”，“今人論詩，唯恐一字走卻題目，時文也，非詩也”（《淥水亭雜識》），均譏刺模仿宋人者所作非詩。

最后，納蘭性德對不同類型詩歌的具體分析中，也貫穿著尊唐貶宋思想。如就詠史詩言，情意兼備而不流于議論說理的唐詩，在他眼中可謂空前絕后。《淥水亭雜識》有言：“古人詠史，敘事無意，史也，非詩矣。唐人實勝古人。”“有意而不落議論，故佳。若落議論，史評也，非詩矣。宋以后多患此病。愚謂唐詩宗旨斷絕五百余年，此亦一端。”所謂“此亦一端”，說明唐詩卓絕而宋人不可企及處甚多。又如詠物詩，他認為：“唐人詩意不在題中，亦有不在詩中者，故高遠有味。”詠物之作“必意有寄托，不作死句”，而宋人以降的詠物之什則拘泥詩題，使事板滯，難以達到寄意遙深的境界。

納蘭性德之宗唐并不局限于理論，亦表現在他的創作上。其寫景抒情多能深婉秀麗，以豐神情韻見長，如“山色江聲共寂寥，十三陵樹晚蕭蕭。中原事業如江左，芳草何須怨六朝”（《秣陵懷古》）、“情深不向橫陳盡，見面消魂去后思”（《艷歌》）等句，富于唐詩風致。集中除擬古外，追和前人者則有《春曉曲效金荃體》《和唐李昌谷惱公詩原韻》《和元微之雜憶詩》等，均師法唐人，足見詩學蘄向。相較而言，唐詩尤其是中晚唐詩也確乎更貼合納蘭的性情表達，通過對元稹、李賀、溫庭筠等的取法，納蘭書情寫恨亦纏綿悱惻，實現了與其詞風的交融互通。還須注意的是，納蘭被授以侍衛等職后，筆下多了“微臣幸屬賡歌日，愿借如川獻壽觴”（《湯泉應制四首》）之類的扈從奉和作品，更是以歌功頌德、裝點盛世的內容體現出唐音的廟堂性。

總體來說，納蘭性德較系統地尊唐貶宋，刻意忽視了宋人在詩歌上的創造性，其批評考之史實也未必精當，而更像是以某種預設標準來對兩代的詩歌進行區分，劉世南先生便覺察出恂恂溫雅的納蘭卻對宋詩極力詆訶的反常（《清詩流派史》）。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此歸因于性情、審美的偏好，而應放在清初唐宋詩之爭的背景中來理解。這里不能不提到徐乾學對他的影響。徐氏為康熙十一年納蘭鄉試座主，而納蘭問學于徐乾學最勤的階段恰與《淥水亭雜識》寫作時間重合。我們知道，徐乾學“詩以漢、魏、四唐為主，不雜宋人一筆。是能主持風氣，不為他說所移者”（鄧漢儀《詩觀二集》），他對宋詩的部分肯定也只是強調它能繼承唐人。因此徐氏后來在為曾經推揚宋詩風氣的王士禛作《漁洋續詩集序》時指出：“近之說詩者，厭唐人之格律，每欲以宋為歸，孰知宋以詩名者，不過學唐人而有得焉者也。”特別點明漁洋“仍墨守唐人之聲格。或乃因先生持論，遂疑先生《續集》降心下師宋人，此未知先生之詩也”，明確以唐音為風雅正統，同時強調唐詩溫厚平易，合于治世之音。在此層面來說，宗唐實際承擔著鳴國家之盛的功能，因此成為清初廟堂詩人的共同選擇，代表者如馮溥、魏裔介等。宋詩所追求的尖新深刻的表達，終究“非盛世清明廣大之音也”（馮溥語），這對視詩風關乎國運盛衰的統治者來說尤其敏感。納蘭性德因身份顯貴，很早就感受到了這一點。以王士禛為參照，王氏受徐乾學啟發放棄對宋詩的倡導，并通過《五七言古詩選》《唐賢三昧集》等作確立唐詩正宗地位當在康熙二十二年之后，而康熙十一年左右，他正以《蜀道集》的寫作成為當時學宋的典范。因此，納蘭性德之詩論顯然別具意義，他先于王士禛接受了徐乾學詩學思想并加以系統發展，成為清初宋詩風靡之時唐詩地位的重要維護者。

以此，納蘭性德的詩論是當時廟堂詩人推重唐音的有機組成部分，他還通過創作踐行了此種主張。實際上，如果從詩學發展脈絡看，納蘭性德“有寄托”、“高遠有味”的詩學追求中也多少能看到一些“神韻”派的影子，而立足性情，要求“發乎情，止乎禮義”則是格調派標舉“溫柔敦厚”詩教觀的老生常談。因此，納蘭尊唐貶宋的思想其實暗合了清代前、中期詩學思潮的演進趨勢——唐音逐漸占據上風并確立了正統地位，這是應當予以關注的。

《光明日報》（ 2023年05月01日?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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